公共參與中的自我超越--李天健
公共參與中的自我超越
李天健
永和社大教育哲學講師
今天我們永和社大所有公共性社團的伙伴們聚集在一起，是件難得的盛事。為了配合這個聚會，我希望能夠從「公共參與中的自我超越」這個角度和大家一同分享在參與公共事務過程之中的體驗和感受。
在上學期的志願服務初階培訓課程中，我曾經談論過志願服務的根本涵義在於能實現社會正義的公共參與，而其實現的關鍵則在於能從「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區別，來反思自己在參與公共事務時的立場與價值觀；也就是說，對於我們自身而言，公共參與意味著一種和世界的互動，並在這個與世界相連結的互動過程之中，打開自己的經驗世界，發展對於世界的整體理解，反觀自己，認識自己，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這種在和世界互動中的自我超越，正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公共參與中的自我超越」。
從孤在到共在
首先和大家分享自己參與公共性社團的一個經驗，一個和我們日常生活很不同的特殊經驗。我們在公共性社團裡，和平常其它課程一樣要學習很多知識，但很特別的，我們在社團中的學習，除了在乎自己的學習成效，同時也會在乎其他社團伙伴的學習成效，而且在乎別人的程度，不亞於對自己的關切。這和我們平常在其它一般課程的學習經驗不大一樣。在其它一般課程裡，學員之間即便互動很好，也有相互的關心，但對於其他同學的學習狀況，很少能像對社團伙伴那樣的在乎。當我們身在社團之中，思考著社團的課程規劃和學習內容之時，我們總是想著「我們這個社團」需要什麼樣的課程。然而，在一般課程裡，我們對於課程規劃和學習內容的思考，卻大都是從「自己的需求」出發來思考的，其中心關切是「我要什麼」，但在社團裡的中心關切則是「我們要什麼」。
這個「我要什麼」（以自我的關切為中心）和「我們要什麼」（以群體的關切為中心）的差異，這個「我」和「我們」之間的差別，反映的是我們自身存在方式的差異，亦即「孤在」和「共在」兩種存在方式的區別。對於「以自我的關切為中心」的人而言，他人的存在價值是以對自己有用為前提的，凡是對自己無用的，便是對自己無意義的；也因此，這樣的存在方式和他人（或社會）的互動關係基本上是一種工具性的互動關係，例如家長將孩子的成就視為滿足自己期望或虛榮的工具，雇主將員工視為滿足自己賺錢的工具，同事之間將對方視為完成工作的工具，先生將太太視為照料家務，提供溫暖的工具，太太將先生視為長期飯票的工具…等等，都是從自我需求出發，將他人視為滿足自己需求（物質需求或心理需求）的工具的一種存在方式。
相對於「孤在」，「共在」的存在方式則傾向於，對他人的需求和對自己的需求有著同樣的重視。但是，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如何能夠被共同的關照與在乎？這首先需要一種對他人的理解。我們需要進入對方的生活脈絡之中，傾聽對方的情緒、歷史、生活上的各種慾望和需求。當我們彼此相互傾聽，我們會開始相互對焦，也相互照會，並由此建立彼此的親密關係。這便是為什麼在公共性社團中，首重社員彼此間互動關係的發展。不過公共性社團與其它群體互動相較的特別之處在於，公共性社團成員之間的互動乃為「公共議題」的實踐旨趣所促動，它因此特別需要彼此的相互理解。也就是說，當我們著眼於社團成員的群聚齊力，以實踐我們對公共事務的關切，我們既不是依靠權力手段或物質利益來驅使人們行動，而人情交誼也時有窮盡，無法長久，那麼唯一之路便是參與者之間在「理念」上的相通。這些理念代表我們對於這個社會可能性的想像與籌畫，這些想像與籌畫對於個人是否有意義，社團伙伴彼此之間對這些理念的相通，是無法從外在強加灌輸的。它需要參與者從自身生活體驗出發，在相互討論之中，彼此達到人性深層的共鳴。沒有前述那種深層的相互理解，便不會出現這種人性深層的共鳴，也無法形成「共在」的氛圍。
比如說，有位同學提到過一次他自己的體驗。他所在的社區有時會辦理社區居民的旅遊活動，他會去幫忙這些活動，並且常被分配到老人家的組別去幫忙，可是又常被老人家的生活習慣，和似乎永不停止的嘮叨、抱怨給氣的半死，甚至想以後不要再來幫忙了。他原來想學一些讓自己能夠和人圓滑相處的技巧，但後來他逐漸體會到，如果深入瞭解這些老人家的生活脈絡，便會明白除了這樣的旅遊活動，他們已經不太有其它出門走走的機會了；再者，透過在課堂中對於「愛的藝術」書中許多觀念的反覆討論，他也開始能從「要能先愛自己，才有能力愛別人」這些觀念，去反思自己，去思考如果是自己的媽媽，還會不會生氣？所以後來他就像帶自己的父母出門一樣，變得非常輕鬆與開心，而這些老人家也會非常快樂與開心的跟他一同出遊。在這個經驗之中，這位同學改變的不是某些溝通技巧，他改變的是他的存在方式。當他放下自己，走進對方的生活脈絡，並透過某些理念的思索，深刻體會並認同了對方的存在與處境，發現彼此間原先的表面矛盾與衝突，在內心深處其實有著共同的需求。這些體會讓他開始能夠在乎別人如同在乎自己一般，和對方形成共在的氛圍。這種經驗不是特例，它其實正是在公共參與中自我超越的一種典型。
型塑「孤在」的當前社會處境
從「孤在」到「共在」的轉化，自然不是易事。不同的存在方式會有不同的思維、價值觀與行為，我們一方面要面對自己沈陷已久的「孤在」的存在方式，同時還要面對現有社會無處不在要型塑自己成為「孤在」的力量。事實上，不同的存在方式也反映著我們和他人不同的社會關係，而不同的社會關係又意味著不同的社會型態。因此，當我們從「孤在」的存在方式轉化為「共在」的存在方式，這同時意味著一種社會轉型的可能想像。換言之，今天我們在公共性社團感受到的這個特殊經驗，不但對於我們個人，同時也對社會整體具有重要的意義。
要理解這雙重意義，要先說明我們目前的社會處境，一種將我們型塑成「孤在」這種存在方式的社會處境。我們生活在一個朝向普遍富足發展的社會[1]，然而，生活的富足未必帶來人生的快樂，物質享受的愉悅並不等同於生命的深層喜樂。相反的，許多人擁有的財富愈多，其生活內容便愈空虛，也愈不快樂，其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朝向普遍富足發展的社會，也同時讓我們生活在強烈的不安全感之中。
一方面當代社會人與人的主要關係是競爭關係，我們從小自學校教育起便開始要和他人競爭，以獲得各種發展包括升學的機會；進入社會之後，工作中的人際互動，從同事之間到企業之間，行業之間，甚至是國家之間，全都是以競爭為主軸，即便是某個群體內部的合作，也是為了跟另一個群體之間的競爭，而我們今天屬於某一個群體（例如公司），明天可能就換到原來是競爭對手的另一個群體，這種充斥著漂浮與任意性，這種缺乏真實而深刻的互動關係的人生，使得我們好像孤零零的活著，處於一種原子化而缺乏跟社會真實連結的存在方式，讓我們在面對龐大而複雜的社會之時，從內心深處陷入深深的不安全感之中。再者，當代社會的職業發展的專業化趨向，尤其是科技的飛速發展，將人們推入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使我們的視野被限制在狹隘的專業範圍，專注於眼前要處理的專業工作，但既看不到自己，又看不到周圍的世界整體；在這種零碎化、狹隘化的專業發展過程中，人們掌握的知識愈深，反而變得愈盲目。
這種由競爭關係與狹隘化、零碎化的專業發展趨勢主導的社會結構，將我們的存在方式型塑為「孤在」的存在方式，讓我們必須透過各種佔有（物質、權力、心理的佔有）來填滿自己那深深的不安全感。我們既需要透過各種控制手段來佔有我們想佔有的對象，而各種被佔有的對象（人與自然）也就淪為只是滿足自己需求的工具，失去它們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便是馬克思一句名言的要義：「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人們的意識。」我們之所以把別人當工具看待，不是我們生下來就會這樣想，而是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處境這樣子的型塑著我們。
反思自我的社會定位
以競爭關係為主軸的社會互動，以及狹隘化、零碎化的專業發展趨勢，這兩種處境雖然不是現有社會唯一型塑我們成為「孤在」的社會力量。然而，從這兩個根本問題出發，我們多少可以思索出對抗甚至超越當前社會困境的一些可能方向。然而，超越社會困境的可能性卻首先在於自我的超越，而這自我的超越並非只是能力的成長，或是專業知識的增長，它主要是存在方式的轉化，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從「孤在」到「共在」的轉化，這種轉化將帶動我們對於自身社會定位的反思，讓我們不再沈陷於社會之中，不再任由社會力量宰制我們的人生，並讓我們在生活中、在工作裡，成為一位有力的社會實踐者。
我先談點自己的一些經驗心得。在這十來年參與公共事務之前，我原是一位工程師，從台大機械工程研究所畢業，從事火力發電廠的儀控設計。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人生也實在簡單，生活中就只有兩件事：愛情和麵包。那時的生活表面平順，但其實內心裡好像隱約覺得缺少些什麼。如今明白當時缺少的是意義感，那種既缺乏與自己的對話，也缺乏與社會連結的生活，平常也盡熱鬧。然而，這樣活著有些什麼意義，卻是從來沒有想過，也不知從何想起，甚至不覺得需要去想的。但是，人活著便要尋求意義，這是人之本來。我們可能因為生活的困苦，麻木的習慣…等等，因而遺忘了它，甚至壓制著它的甦醒，但尋求意義這種根本的需求永不會消失。
從今天對於生命意義的理解回顧當時的工程師生涯，我明顯的看到當時那每天進行工程設計的我，全然沒有認真想過，也當然沒有真正在乎過，我的工作和社會之間的關連為何。那份工作對我而言首要的便是麵包的來源—薪水。但實際上，我當時從事的火力發電廠設計工作，涉及我們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能源政策，而能源政策又是整個經濟結構中的核心環節，並且是重要的政治問題。近廿年來在台灣釀起喧然風波的環境議題--核四爭議，其本質便是能源政策問題。但在我火力發電廠工程師的那幾年工作中，從來沒覺得核四爭議與自己有什麼關係，我也從來沒在公司裡聽到任何關於能源政策或是核四爭議的討論。喔，有一個討論，討論公司要怎麼轉型去爭取核電廠的設計工作。在這種情境下，工程師們只在乎他眼前的設計圖紙，他的專業責任僅止於眼前設計工作的完成，他只看到他的眼前，他看不到他眼前這個設計對於台灣社會整體的意義是什麼，而他今天之所以會站在這張桌子面前進行設計工作，更不是由於他對於社會某種可能性的想像，而不過是市場競爭之後的結果。
當一位工程師開始關切台灣社會的能源政策，他開始會思索這個社會的過去與未來，他甚至會進一步探究人類歷史的變遷。人們在這些思索和探究中，開始形成與社會深刻的連結，並且進入全球與人類歷史的脈動，這些體會回過頭來又促使他反思自身的社會定位甚至是歷史定位。此時工作對他而言不再只是薪水或是專業發展這些個人的價值而已，工作開始會具有志業的意義，他開始會尋求具有相同理念的伙伴，以他們的專業長才，在既有的條件之下，選擇最合適的實踐路徑。
不只是工程師需要這種自我社會定位的反思，小吃店經營者也可以思索飲食文化的問題以及他在其中的角色，藝術創作者、一般勞動者…等等，都需要從自我的社會定位反思自身存在的意義。因為個體生命的意義正來自社會這個母體，失去與社會的真實連結將導致人與社會的疏離，而這正是生命異化、意義虛無化的根本原因。
對於世界的整體理解
從存在方式的轉化走向對自我社會定位的反思，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對於所處社會脈絡的理解，也可以說是對於自己生活世界的整體理解。因為唯有透過與世界的互動，人才能了解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反觀自己，認識自己。「與世界相連結」既意味著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之中「打開自己的經驗世界」，也同時意味著發展「對於世界的整體理解」。
以前述那位參與社區活動的同學為例，當他經由社區活動，走入他人的生命脈絡，打開他自己的經驗世界，體會到他和他人其實生活在共同的處境之中，而若當他進一步探究這個處境是如何形成的，他便開始進入對於所處社會脈絡的體性探索之中。以我們學校的十多個公共性社團為例，舉凡原住民問題、教育問題、生態問題、家暴問題、社區規劃…等等，都是這個社會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或是說這些社會現象，都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出現的。當我們想了解為什麼會有這些社會現象時，便會開始思考這些社會現象所由來的社會脈絡，並試圖捕捉這龐雜的社會脈絡中，有哪些社會條件（影響因素）對於該社會現象具有重要的影響？而這些社會條件又是「如何的」（即機制）造成這些影響？這段說明可以簡單的圖示如下：
機制
影響因素 社會現象
（社會條件）
比如說，在討論教育問題時，我們會注意到有些人管教子女的方式有相似的態度，但也有些人的差異很大。針對這個社會現象，如果我們不急著先給予某種價值判斷，去比較誰的方式好，誰的不好，而是先好奇著是不是有些特定的社會條件造成這些相似或差異，那麼我們首先需要問的是：管教子女方式的差異，究竟是關於”什麼”的差異。經過探索，我們會知道，管教子女方式的差異，其實是價值觀的差異，也就是說，行為乃是觀念的反映。當我們循此進一步思考有哪些社會因素造成不同人在管教子女的價值觀上的差異，我們可能會發現，人們的職業差異（社會條件）可能是造成管教子女價值觀的差異的主要原因，因為在當代社會裡，工作對於個人的影響實在太深遠了，在工作經驗中所塑造的人格與價值觀，也就會帶到工作以外的場合，帶到家裡，並把這些人格與價值觀灌輸給子女，這個傳遞的機制過程便稱作為概化（generalization）。至此，我們對於這個社會現象---「管教子女方式的差異」，有了一個「初步的」猜想，認為它可能是由於「不同的職業」這個影響因素，經由「概化」這個機制造成的。
當然，以上的討論是過度簡單的，因為一個社會現象本身可能被好幾個因素所影響，而因素之間也有相互影響。甚至於，這種「因素」與「現象」之間的因果假定，是不是對於人類社會行為的一種適當的描述方式，也是有疑問的。但暫且不深入去討論這些問題，先讓我們再從另一個具有對照性的例子來理解這種理論思考的涵義。比如說，如果我們關切的現象是教師管教學生的方式，那麼教師在任教學校所受的影響、師資培育過程所受的影響，學生時代被管教的經驗、以及童年時期的父母管教經驗，這四種影響因素（社會條件），究竟哪一個對於教師管教學生方式最具有影響力？
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所需要了解的不僅是哪一個因素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我們還要問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使得這一項因素最具有影響力，而這便要碰觸到整個社會的運作方式。這個社會的整體運作方式，不只會影響教師的管教方式，也會影響父母的管教方式，以及其它各種相關的社會現象。社會學思維的關鍵之處便是，我們對社會現象的思考，不是簡單的判定誰對誰錯；我們主要考慮的不是個別的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的運作。唯有透視各種社會現象身處的社會脈絡整體，我們方能掌握住關鍵性的影響因素與機制，方才能真正對症下藥，改善我們所關切的社會問題，教育問題、生態問題、勞工問題…各種問題皆然。
公共參與中的自我超越
從「存在方式的轉化」到「自我社會定位的反思」，公共參與中的自我超越主要表現在人與社會的重新連結，一種既是情感上的（共在的氛圍），也是認知上的連結（對社會脈絡的整體理解）。特別重要的是，這個「社會」不是任何抽象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生活在我們周遭的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欲求，他們的歷史。最後，就讓我藉由一些個人經驗的分享，為今天的報告作一個總結。
年輕時從工程師的角色轉向到人本教育基金會參與社會事務，是我此生最重要的轉折。十多年來有著數不清的體驗，其中有三次體驗，根本性的打開我自己的經驗世界，最和今天的討論相關。一次是對於底層人民困頓生活的心酸，一次是對於國家機器暴力本質的警惕，一次是對於台灣崎嶇命運的感傷。
民國八十六年十月竹東地區發生一起十六名青少年男女群體虐殺一位少女的事件，事件之後，社會大眾震驚於這些少年的殘酷，並且幾乎不能理解這是為什麼？我當時到了新竹兩天時間，採訪了其中七位涉案少年與一位被害人的家庭、學校的生活情形，預備撰寫一份採訪報導。三天後，我在基金會打開電腦，寫下第一句話：「回想第一眼見到鍾媽媽，只記得滿佈在她臉上生活的困頓。」此時鍾媽媽的臉龐化在電腦螢幕之上，我楞楞的看著，廿分鐘無法繼續，只有淚流。
我自小的成長雖也清寒，但從未真正感受到貧窮的困頓。但這次採訪經驗讓我徹底體會到，絕對弱勢的生活處境是如何的消磨著人，甚至將人生活中的期待都要消磨殆盡。那天訪談進行到一半時，我就已經覺得問不下去了。因為我覺得自己像是在面對一個被審問的人。我們三個從台北來的人，對鍾媽媽而言是種絕對的強勢。她無法瞭解為什麼要有這次訪談，她不知道我們可以幫什麼忙，或者她應該請我們幫什麼忙，她甚至沒有想要努力什麼的企圖或動機；她其實應該是最無助的，卻連期待的表情都沒有。對於這個世界，她幾乎完全被動；常年生活的困頓，將她磨的不但沒有幫助孩子的能力，甚至剝奪了她的心情，因為她連照顧自己的能力都失去了；在她的生活中找不到期待，我們去的那一夜，她還有一個不能算是期待的期待---機車和證件，可是在其他的夜晚呢？
這篇採訪最後留下了這樣幾句話：「這幾天來，少年媽媽的面容，始終盤據在我的腦海，她沒有看著我，可是我總是會看到她，她沒有想要講話，她其實沒有話要講；但是她的存在，卻是對這個社會最強烈的控訴。我的震撼與心傷，久久不能停息。」
至於對國家機器暴力本質的體驗是在立法院廣場上發生的。那是民國八十三年初，當時為了大學法的修正，許多支持大學法改革的民間教改力量與當時反對改革的執政黨有著許多衝突。在表決的那天早上，當執政黨用盡各種方式阻止大學法改革的支持者進入立法院表達意見時，數十位群情激憤的學生使盡神通從立法院圍牆外衝撞進入院內的廣場，排成數列席地而坐，使得許多立法委員能夠紛紛走出會場向學生致意，討論法案各種問題。我當時雖以記者角色杵在一旁，像是位旁觀者，但卻和這些學生們一樣的的期望著會場內的政治角力結果有利於教改的推動，但毫無預警的，立法院會場突然衝出無數軍警，兩三個架起一個學生，用拖、用拉，瞬間便清空了廣場，而站在旁邊的我，無助的只能蹲下來，痛苦的面對這一切。
我所訴說的這幕場景，並沒有特別處，事實上，它平凡的很，在那個社會力量風起雲湧的年代，各種對於不公不義的抗議力量和國家機器之間的衝突不斷。但對於我，剛脫離只有愛情與麵包的生活不久的一個年輕人，那天的衝擊即刻讓我明白了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無法透過電視新聞、報紙媒體去體會的世界。從那天起，我明白了國家這個東西決不是善良的：只要它有空隙，只要它想，它隨時可以踐踏在人民的身上。我甚至覺得，這個上午是自己民主思想的啟蒙者。
幾年前有一個晚上，拿起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來看，一夜看完，竟已東方漸白。待要入眠，卻又無法停息胸中的激盪，只覺整個人融入於台灣的崎嶇命運，感傷不盡。這是一次歷史的體驗。這一夜之前好些年參與社會運動，眼見統治權力對於弱勢群體各種壓迫的激憤感受，在這一夜與幾十年前日據殖民高壓統治下的受壓迫群體的處境相連結，「台灣」--這塊土地以及生活於其中的人們，開始在心中形成鮮明的圖像，這是我「台灣意識」的形成夜。然而，這「台灣意識」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生活在台灣的人們，現在以及過往的人們，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欲求，他們的歷史。
有次在社大和同學們觀賞吳念真拍攝的「多桑」這部影片，主要場景是1960年代九份附近的礦坑，故事主角"多桑"在日據時期成長，年少時因為228事件被迫離開嘉義家鄉，北上入贅至一個礦工家庭。影片中的多桑其實便是吳念真的多桑，吳念真想藉由他爸爸的故事訴說一個時代的台灣人的故事，一群歷史和文化的孤兒的故事。
那晚的觀看引發了自己兩層感傷，一層是關於自己的父親，一層是關於台灣的崎嶇命運。
影片最後，多桑因為礦工生涯累積的矽肺症發作，在重症病房中，每一口呼吸都得使盡全身力氣和看不見的空氣去搏鬥，那種無休止而沒有希望的耗費，一步步的侵蝕著生命意志，最終在夜深人靜時，跳下樓去在寒風夜雨中結束自己這一生借來的生命。
回想到自己11歲的那個夜晚，呆坐在父親肺氣腫併發急救病房外面的長椅，有些知道卻也不是很清楚自己在等待些什麼。只記得最後被領進病房看著白布下已然安息的父親，剩下的也只有嚎哭。
吳念真的多桑，一個借來的生命，一個停留在被殖民型塑的主體，一個被排除於新殖民秩序（指國民黨政權）之外的人生....。
我的父親，自小就不曾在生活中留下影像的父親，一個據說在大陸時意氣風發但在台灣不得意的男子，他是不是和多桑一樣無法在新的社會秩序中生根？如果多桑最後的記憶是在明亮、自負的鏡頭裡，輕快地梳理自己頭髮的形象，我的父親最後一刻的想望是什麼？
看寒夜三部曲和看多桑，都同樣的從心裡激盪著對於台灣的感傷與疼惜，一種命運的相連，顯現出自己與社會共在的生命。無論是吳念真的多桑或是我的父親，都在這塊土地上真實的活過，都同樣承受過歷史命運對於台灣的無情碾壓。面對當前最引人煩憂的藍綠爭鬥與國族認同問題，懷抱著對台灣崎嶇命運的感傷，我想借用張愛玲在「中國的日夜」中的文句當作今天的尾語：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頭上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補丁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
台灣，到底。
